醫學上有「自體免疫疾病」，係因免疫系統錯亂，將自身組織當作敵人攻擊，而導致慢性發炎與組織損壞，就是免疫系統「認友為敵」，產生自體抗體攻擊正常的細胞、關節、血管或器官。如此疾病，非常接近當代台灣歷史認識與史觀的錯亂與顛倒，如同林書揚、陳映真先生都曾提出的「近親憎惡」，錯將親人當仇人，仇人當恩人。
一、遭邊緣化的「祖國意識」
去（2025）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，也是台灣光復80週年。今年是林獻堂「祖國事件」90週年，「台灣光復致敬團」80週年。可悲的是，這些對兩岸中國人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，在島內不僅被淡化、遺忘，甚至遭到「他者化」、「敵者化」。賴清德當局以日本人立場的「終戰」取代「抗戰勝利」，否認「台灣光復」，甚至以日本軍國主義提出的「大東亞共榮圈」，讚揚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。
再往前追溯，台灣藝人在大陸舞台上演唱《我的祖國》，竟遭到島內輿論圍剿，文化部要求說明。陸委會更祭出法律與政策手段，要對在陸的台灣藝人進行調查，「依據調查情況查處」。在民進黨政府眼中，台灣人所謂的「祖國」，不可能是與生俱來的意識與情懷，必然是大陸「統戰」的結果，或為人民幣而「折腰」，島內許多民眾也抱持類似的想法。
然而從歷史的角度看，當代島內官民對「祖國」的認知，恰恰是「反歷史」的產物，在兩岸的「分斷體制」下，通過占據執政利益的藍綠政客，人為地強行建構出一套與史實背道而馳的歷史虛無主義史觀。在今日島內歷史教科書的敘事中，霧峰林家的林獻堂先生，由於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，被稱為「台灣議會之父」，其定位也被接軌到分離主義者的「民主化」論述，視其為爭取自治與民主的先鋒。與林獻堂有共同歷史命運的台灣抗日反殖先輩們，還有賴和、蔣渭水等人，他們強烈的「祖國意識」與民族主義氣節，完全消逝在政治迷霧之中。
民進黨避談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愛國主義傳統，避談抗日反殖運動，從而美化、肯定日人在台的殖民統治，幻想台灣人就是日本人，而台灣是日本的「國境之南」，以此拒絕中國人的身分認同。相對於此，國民黨、深藍群體則過度放大「皇民化」成果，多半認為台灣人早已被日本殖民教育給「奴化」，改造成為「非中國人」。
以上兩種論調看似殊途，實則同歸，均在主觀認識上否定台灣人民的主體性，否定構成此主體性的「中國性」，無形中承認或肯定了日本殖民統治的主體立場，尤其體現在近年愈演愈烈的藍綠二二八論述之爭。問題在於，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的真實想法、面貌、情感與認同，便在島內藍綠格局之中被迫邊緣化。
二、林獻堂「祖國事件」來龍去脈
90年前發生的林獻堂「祖國事件」，完全可以見證台灣人民在異民族統治下的真實情感，以及內心深處的盼望與呼喚。台灣總督府將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台灣人分為兩派，一派是民族意識強烈的「支那派」，一派是「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」之「本島派」，將林獻堂定位為「旗幟雖然不是很鮮明，但是大勢似有逐漸傾向後者的趨勢」。
「業餘」台灣史學者王曉波，將日殖時期台灣活躍分子分為「御用派」、「祖國派」、「台灣派」，以及「無產青年」派。在其定義中，林獻堂屬「台灣派」。不過，無論是「本島派」還是「台灣派」，誠如《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》所言：「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。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為榮，民族意識牢不可拔」，「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，乃是不爭之事實」。
因此，林獻堂當然也有著不易擺脫的「視中國為祖國的感情」。據《林獻堂先生紀念集：年譜‧追思錄》：
長期擔任林獻堂秘書的葉榮鐘在此條目下，加了三段按書說明：
祖國事件之掀起自係荻洲所指使，但事僅為言詞失當尚不能繩之以法，且對先生過份之暴虐，總督府在其統治台灣之責任亦不能同意，故荻洲乃採取卑劣之手段，嗾使日本流氓賣間某（善兵衛）毆辱先生，此即所謂「祖國事件」。
據長公子舉龍言，先生於六月十七日晨應台中州知事之邀由霧峰赴台中，參加在台中公園舉行之台灣始政紀念日慶祝遊園會，傍午歸邸，神色自如與常時無異，更衣盥洗後家人同進午餐，食量亦與平時相同，餐後乃向家人告知被賣間某毆辱之顛末，家人聞言注視其右頰始見微有紅渾之跡，其鎮定如實為常人所不可及者。
葉榮鐘補充了「祖國事件」發生的時代背景，以及林獻堂為了「祖國」告白所付出的代價與心理壓力，可見台人堅守民族立場之不易。林獻堂之外甥女婿林金荃，曾任其「帳房」與日文文書秘書，記錄下了林獻堂與台中州高等特務的對談內容：
林獻堂：「有。」
特務：「為什麼你把我們的敵國，稱為你的祖國？一旦你承認中國是你的祖國，日本就不是你的國家，你就是非國民。」
林獻堂：「我的祖先墳墓在中國大陸，我的父母所屬的國家是中國，為什麼不是我的祖國？否則叫我稱為什麼國？希望你查一查字典，看看祖國兩個字的解釋吧！」
特務：「中國是你的祖國，那麼日本是你的什麼國？」
林獻堂：「是我的母國。」
特務：「中國是你的祖國，日本是你的母國，現在你的母國和祖國互相為敵，那麼你應該為哪一國盡忠才對？」
林獻堂：「我是祖國生、母國養的，本人的地位、經濟等一切是日本栽培的，應為哪國盡忠，你不必問，你自己想一想也會知道的。」
三、台灣人共享的「祖國意識」
在殖民統治的民族差別待遇下，幾乎每個投入反殖社會運動的健將們，都遇過屬於自身的「祖國事件」。如1923年爆發的「治警事件」，林幼春、林呈祿、陳逢源、蔡培火等被告，在檢察官三好一八面前，無不慷慨激昂地陳詞中華民族意識，蔣渭水更是強調：「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，做了日本國民，便隨即變成日本民族，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，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。」正因為如此，王曉波認為，「原告的檢察官竟成了道德上的被告」。
王曉波指出，林獻堂在日據時代從事民族運動，「一向謹言慎行」，「其祖國意識則表現於文化的保存……參加櫟詩社，與遺老們唱和漢詩，並倡言漢文教育不可廢。」如他在《台灣民報》致力於漢文的保存，期望該報「自然必致重於漢文」，「灌園先生為台灣人保存中國文化的苦心孤詣是始終一致的。」
連「謹言慎行」的林獻堂，在「祖國事件」中都表現出強烈的「祖國意識」，遑論其他台灣人。特別是盧溝橋事變後，台灣人的「祖國意識」更是被激發地昂揚外顯。陳炘曾對張深切說：「希望你阻止台灣人協助日本，需要暴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惡毒，喚起中國民族精神，徹底和日本相周旋。」曾於1936年寫作《祖國》一詩的巫永福，也如此總結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的集體心境：「堅持我們漢家兒女的傳統精神，不被日本人同化而為日本皇民，乃是我們不可否認的原則。……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總能像蘇武在北海，一定能克服多種艱難而勇敢地堅苦守中華兒女的氣節。」
如同王曉波所言，「在日據時期的抗日陣營中，無論哪一派的思想傾向，都有其台灣具體的『殊相』意識之反映，也都具有普遍的祖國意識的『共相』。」如此「共相」表現在台南人吳思漢1944年在鴨綠江畔吶喊著：「祖國啊，請你看我一眼，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！」表現在1946年「台灣光復致敬團」的《祭黃陵文》：「台灣六百五十萬同胞，脫離日寇統治，重歸祖國版圖。」換言之，即李純青所說：「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，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。」
中研院學者吳啟訥分析，台灣人的主體性，正是在日本殖民統治與皇民化運動之下，確立了以「中國性」為主的內在要義。可惜的是，台灣人的「祖國意識」，在二戰後長達數十年的「反共」與「台獨」意識型態顛倒之下，被「妖魔化」為「敵人寇讎」，更被賴清德政府界定為「境外敵對勢力」，致使兩岸關係走向畸形、病態的發展。要治癒好台灣人的殖民歷史傷痛，唯有尋回早已被丟棄的「祖國意識」，才能打破「戀殖」的虛妄，以「協同並進」的開闊視野，自主地重新思考百年變局下的兩岸與世界。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