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故作家李敖早年出書時，常以美女相片當封面，吸引好色之徒看他的嚴肅文章。可惜在討論政經制度的嚴肅學術場域，以色引誘讀者並不合宜，但若改打「自由、民主」牌，效果應該不錯。因為「自由、民主」已被台灣社會奉為普世價值。

美籍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（Joseph Stiglitz）2026年1月13日來台演講，主題是「通往自由之路：經濟學與理想社會」。多少聽眾是因嚮往「自由之路」而來聽講，我們不得而知。但講題若改為「理想社會有賴政府介入與管制」，觀眾可能就會大減，因為此一理念牴觸社會主流思維，雖然它其實正是史教授演講的主旨。史迪格里茲並非效法李敖，圖謀以「自由」女神「色誘」台灣聽眾，該演講主題「通往自由之路」原就是史教授2024年一書的書名。令一般人不解的是：通往自由之路，為何有賴政府介入與管制？

1981年我初到行政院主計處上班，該處廁所竟備有免費衛生紙，這在當時台灣社會是極罕見的，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不久，總務室卻收回公用衛生紙，改分配每位同仁定額衛生紙，「自負盈虧」。同仁很生氣，罵總務室是「共產黨」。

約數年後，台灣准許工人組織工會，但許多法令仍對工人不利。某日，工會成員群集立法院反對某法案之立法，卻被警察強力驅離。工會幹部憤怒大罵員警和立法院是「共產黨」。

單從這兩例，就可見遭反共教育洗腦的台灣人，認知極度扭曲，既盲目詆毀自己不瞭解的共產黨（和有利底層民眾的社會主義），又把自負盈虧的措施和打壓勞方的法案誣為共產黨。不僅如此，約自1987年前後，社會氛圍開始反對公營事業、反對政府介入經濟活動，要求尊重市場機能、要求減少各種政府管制。經濟體制向「右」傾的改變，被台灣社會視為理所當然與進步，因為它符合西方興起的「新自由主義」思潮。

「新自由主義」與盛行於19世紀的「自由主義」並無差別。但因為主導該思維的傅利曼（Milton Friedman）等人，刻意標榜自己超越老自由派，所以發明了一個新名詞。新自由主義的開端，應溯自海耶克（F. A. von Hayek）對凱恩斯的批評。1936年凱恩斯出版的《一般理論》，主張政府應積極介入、解決經濟大恐慌，隨後英國、北歐國家興起福利國家概念。海耶克在1944年出版《通向奴隸之路》一書，就是對凱恩斯的反制，他認為政府介入經濟將導致專制極權，進而奴役人民。（史迪格里茲故意把書名定為「通往自由之路」，既符合自己的主張，也是和海耶克唱反調。）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海耶克，這是新自由主義的第一步勝利。1976年諾獎又頒給寫了《資本主義與自由》等書的傅利曼，新自由主義的堅固基礎至此大致完成。

新自由主義主張解放經濟、取消管制法規、縮小政府規模、依靠市場機能解決經濟問題。他們宣稱上述做法能帶來更高的經濟成長，再透過涓滴效果（富人吃肉連帶使窮人喝到湯），確保利益會由上往下滴滲到各階層，所有人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都會因此而加強。

傅利曼等人又挾持亞當‧斯密（Adam Smith）的「不可見之手」，宣稱市場機制足以解決大小經濟問題。1776年出版的《國富論》確實曾以「不可見之手」描述市場機制，但新自由主義者對市場機制的吹捧，遠超過《國富論》的真實表述，亞當‧斯密更沒有排斥政府所該扮演的功能。「經濟學之父」遂被綁架，成為新自由主義的超級門神。

海耶克和傅利曼極具影響力，不只左右言論，也影響政策及法律制定。剛好與這兩位學者風雲際會、一拍即合的，是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雷根兩位右派政治領袖。學界、政界通力合作，互相援引之下，「新自由主義」思潮遂風靡全球，至今不衰。

史迪格里茲回憶當他在1960年代第一次遇到傅利曼時，傅氏已從嚴謹的經濟學家，轉變成偏執的意識型態者。傅利曼當時有一篇名著，鼓吹公司應追求股東利益極大化，因為股東利益極大，就導致全社會的利益極大。（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主張。）但史迪格里茲以初生之犢姿態，公開批評該文不僅錯誤，甚至是罪惡。因為如果只求股東利益，卻排除對於消費者權益、工人福利、環境損害等方面考量，並不會導致社會福祉的極大化。

史迪格里茲誠心請教傅利曼，請他指正自己推理過程的錯誤。但傅大師並未真誠回應史小犢的質問，只是武斷地、重複地說：你錯了。最後史小犢的挑戰文章只能發表在冷門的學術期刊Quarter Journal of Economics；銷量廣大的《紐約時報雜誌》則刊出傅大師的可議之文。

前已提及，被新自由主義綁架的亞當‧斯密雖曾提及自利動機與市場機能可提升社會福祉，但他並未把此一論述當作普世真理。史迪格里茲提及在《國富論》和《道德情操論》中，亞當‧斯密用很多篇幅解釋對財團、企業之管制是必要的，政府尤其必須保護勞工、主動投資教育等等。他並不迷信自由市場，他說商人聚在一起，很難不勾結以牟暴利。這樣的經濟學之父，和新自由主義學者所宣揚的亞當‧斯密，簡直判若兩人。

史教授指出，198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斯蒂格勒（George Stigler），曾編寫一精簡版《國富論》，但把不利新自由主義論點的內容全都刪去，只留下他想要亞當‧斯密說的部分。諸如此類的扭曲，終於讓《國富論》成為右派的聖經，但也見證新自由主義學者的偽善。

2001年史迪格里茲獲得諾獎的主要著作，表明在真實世界裡，常常有些人掌握別人不知道的某些資訊。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，市場運作得到的結果並非最有效率，也非有益於整體社會。史教授一語雙關地說：為何亞當‧斯密稱市場機能為「不可見之手」？因為那隻「完美」的手其實並不存在。史教授還說：涓滴效果缺乏理論依據和實證支撐，富人得利不見得潤及窮人。1992年獲得諾貝爾獎的貝克（Gary Becker），也是新自由主義者。他寫過一本討論經濟歧視的書，結論是：經濟歧視不存在，因為若有歧視，市場力量就會糾正它。史迪格里茲認為，貝克的問題就是太相信市場機制，認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，卻忽視任何形式的權力在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。

芝加哥大學的周遭就是貧民窟，經濟歧視、種族歧視都發生在貝克的眼皮下，他卻視而不見。史教授幼時住處離芝加哥不遠，他就常見芝城的種族、經濟歧視，這也是促使他進入經濟學領域的原因之一。他認為經濟學應該分析、解釋這些（被新自由主義者忽視的）現象才對。

史迪格里茲還提出一個令人震驚的批評，他說經濟學界一直抗拒考慮所得分配問題。2004年諾貝爾獎得主盧卡斯（Robert Lucus Jr.）甚至說：「最誘人也是對經濟學危害最大的研究，就是對分配問題的關注」。盧卡斯這種思維也是根植於新自由主義。因為分配問題不得不涉及政府的管制措施（如課稅、補貼、對企業的某些限制），認定市場機能完美有效、相信涓滴效果、反對政府介入經濟的新自由主義者，當然排斥談論分配問題。

史教授說過去二十年間，美國各大學經濟學系研究所課程都不談分配問題。現在終於有些改變，因為美國經濟缺乏競爭力的事實，逼著大家不得不探究這是否與分配問題有關？

經濟學界大師，車載斗量，且不乏曲學阿世之徒，或不識人間疾苦之輩。關注弱勢者的史迪格里茲，則是始終如一的烏鴉。

史迪格里茲先破後立，他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，自然產生一套他認為更進步、更合宜的經濟體制，他稱之為進步資本主義，或復興、重生的社會民主主義。這套體制首先要釐清的是：何謂自由？

史教授認為：我們不能只從正面看自由（你能做什麼），也得看負面（你被迫不能做什麼）。右翼太狹隘了，老指責政府的管制讓財團、企業失去自由，但卻忘了財團、企業的為所欲為，會使消費者和弱勢勞工失去一些自由。民眾只看到政府的約束降低人民的自由，卻忽略強者的行為會壓低民眾更多的自由。何況政府除了經由提供教育、醫療，擴大民眾的生存空間之外，它也常會約束欺壓小民的強者。政府壓抑強者的自由，以增進弱者的自由，有何不宜？

任何社會要運作良好，一定需要政府管制以及人民的集體行動，用以限制會傷害民眾自由的人。《十誡》不許偷竊，它管制小偷的自由，卻給其他人更大（不被偷竊）的自由。紅綠燈的設立，也是犧牲局部小自由，換取整體大自由。真正有意義的問題是：如何設定正確的管制，以便掃除某些人的不當行為，進而擴大一般人的福祉與自由，而不是要不要管制的問題。越複雜的社會，就越需要新的管制措施，像現代的金融、AI、媒體，就需訂定一套新規則，以便確定這些新發明會使全體社會更好。

史迪格里茲的第二個理念是：取捨無所不在，一人的自由可能使他人不自由。狼的自由，就是羊的死亡。解除對狼的管制，導致羊群遭殃。經濟學家稱此為外部性，你的行為影響我的禍福。我們越是聚居、都市化，外部性問題越嚴重。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，全體活著的自由比不戴口罩、不打疫苗的自由更重要。你持槍的自由，使我丟失免於恐懼的自由。你排碳、燃煤的自由，侵害我擁有良好大氣環境的自由。可見每個文明社會，都得做明智取捨。有些取捨很難做決定，需要全社會更多的討論，不能一概敵視政府的管制。

如果有人具有影響價格的能力，可從他人身上獲取超出完全競爭之下的額外好處，就被稱為剝削。透過詐騙、給予錯誤訊息而賺取利益，也是剝削。川普創辦的川普大學，其實不是教育機構，而是搞詐欺、剝削，他後來被罰了很多錢。正常社會應有一些管制，以便排除剝削。「剝削的權利」不應該凌駕「不被剝削的權力」之上。管制獨佔者的剝削行為，雖使獨佔廠商喪失一些自由和利益，但這種管制不僅在道德上站得住腳，也可使全體經濟更有效率。具有管制的社會，才可能運作得更好。

一個更具爭議的話題是自由與分配的關係。自由主義者反對課稅，說它會剝奪納稅人花錢的權利。他們此一主張來自一個無法被正當化、合理化的假設：我收到的所得就是我的，即便它來自我對他人的剝削，或是我繼承自先人剝削他人的所得。這當然不對。更何況課累進稅制雖然抑制富人所得，但經由稅收轉成對窮人教育、醫療的補助，整體窮人獲益的程度遠大於整體富人的損失，這對全體社會有益，最終也會反饋給富人。

分配不均會造成整體社會的負面外部性。不均的社會，經濟表現較差。史教授早在2012年出版的《不均的代價》，就表達此意，但當時被視為激進，無法被接受。國際貨幣基金會並非左翼機構，但他們現在已同意史教授的論點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同意。政府採取某些可降低不均度的強制措施，這些措施減少了強者一些自由，但全體經濟表現更好之後，最終也讓強者獲得更大的自由。

史教授指出，疫情受到控制跟疫苗發明有關，但疫苗相關的基礎研究是政府早就花大錢的結果。（生產疫苗的藥廠是在既有基礎研究之下，輕鬆踢了臨門一腳而獲利。）疫苗的基礎研發不是免費的，總得有人付稅，付稅具有強迫性，但稅收使我們獲取免於染疫的自由。可見當我們面臨一現實問題時，政府常須經由某些強制措施，才能增進全體民眾的自由。

現代行為經濟學指出：改變人類行為的更好（且非強制性）辦法，是先改變他的信仰、認知和偏好，不是改變他受到的限制。史教授說：罰款是制止行人亂丟垃圾的方法之一，但有些國家的教育，讓孩童覺得不應該丟垃圾，強制法令、罰款就不再需要。我們稱這是行為內生化，這個社會成功地把丟垃圾的外部性，被內生化地解決了（自覺不丟垃圾）。這種效果常比強制罰款更好。相反的對比，是美國的極端自由主義、個人主義，他們鼓勵更多自私，讓全體的處境更加困難。如果每個人都只想著自己，這樣社會就更難運作。

史迪格里茲在台北的這場演講，主旨是在批判基於新自由主義的美國政經體制。（遠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，他就預期民粹型政客會入主白宮，以及美國體制的不可持續。這是難得的睿智與遠見。）台灣社會對這種「疑美」言論可能很陌生，因為美國的「民主、自由」向來是台灣學習、模仿的標竿，如何防止政府擴權、如何警惕對岸的共產黨，才是台民關心的重點。豈知這位洋和尚竟然沒有入境隨俗，反倒念了一本大家沒預期的經。請看現場主持人和與會學者提問的三道問題，就可知講者和聽者同床異夢，關心的重點不同。

問題一：是否應為政府的介入畫一條紅線？如中國共產黨常美化一切政府介入為善意，你是否有一條紅線？問題二：在台灣，政府實行廣泛的價格管制，這在您的進步資本主義之下，是否具有正當性？政府角色的擴張是否應該更謹慎？問題三：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，如果廠商缺少獨佔利潤，將影響疫苗的研發、生產，怎麼辦？

政府「該不該管制」和「如何管制」是兩個不相干問題。破除「管制越少越好」的迷思，是史教授的主要貢獻，但這與管制手段應慎重並不衝突，他也絕不可能支持政府無所不管，是否「利民」才是該不該管的判定原則。前面兩問題顯示提問者沒被史教授說服，他們比較關心的是政府管得太多，不是政府該管沒管，甚至擔心管制成為共產黨無所不管的藉口。跟新自由主義的「該管不管」相比，台灣人更在意共產黨的「無所不管」。

第三位提問者仍舊相信（被新自由主義汙染的）標準經濟學理念：獨佔利潤是生產疫苗的必要誘因。但史教授已經言明，支付基礎研究巨額經費的是政府，佔盡便宜的製藥廠只在最後半里路錦上添花，他們若因此而壟斷獨佔利益並不公平。

史教授在別的場合曾提及，南非和印度於疫情初期曾要求美國藥廠放棄智慧產權，兩國願付特權使用費，換取生產疫苗權力，以免國內人民大量死亡。史教授等人曾敦促拜登總統支持此議，但沒成功。於是，美國人想要多少疫苗就有多少。加拿大保留的疫苗數量是其人口的八倍。在非洲幾乎無法接種疫苗，但美國兩大藥廠推說沒有多餘產能幫別國生產。這就是迷信獨佔利潤有利生產誘因的不人道結果，但它對崇尚美國制度的台灣人可能不造成障礙。

總之，美國政經體制嚴重長期右傾已腐及其根基，史迪格里茲大聲疾呼，主張應向左調整為進步資本主義。他的主張尚難成為美國主流意見，但美國經驗以及史氏立論未嘗不是其他國家、地區的重要參考。不過，讚賞、認同史教授言論的前提，是聽眾必須先對新自由主義之害有所體認。台灣人如果對史教授的進步資本主義（或復興的社會民主主義）尚有疑慮，那就更不可能接受對岸的社會主義了。觀其重要著作與演講，我覺得史迪格里茲跟社會主義中國的心理距離，似乎小於台民與對岸的距離。因為台灣人比史教授更迷信美國，史教授比台灣人更客觀看待中國大陸。◆